497張罰單、27封監管函、超8000萬元罰金是今年前三季度保險業“糾偏”風暴的成績單。北京商報記者統計發現，相較于去年同期，今年前三季度的罰單數量和處罰金額呈現“雙降”。業內人士分析，罰單數量和金額不斷下滑的背后是“嚴監管、強監管”效應的顯現，保險業合規經營的整體態勢向好，同時還釋放出保險業監管回歸常態的信號。

而梳理罰單不難發現，進入2019年，監管針對公司及個人的“雙罰”制明顯加碼，同時重錘也砸向了當前的監管重點，前三季度近半數罰單劍指車險及中介亂象。

嚴監管效應顯現

北京商報記者統計發現，今年前三季度銀保監會和各地銀保監局共開出罰單497張，而在去年前三季度保險業收到罰單數量接近1000張，罰單數量減少一半。而今年前三季度，保險業合計被罰金額超過8000萬元，而去年全年的處罰金額超過2.3億元。

同時從季度來看，相比上半年的389張罰單，處罰金額約6200萬元，三季度保險業在數量上和處罰金額方面明顯下降，三季度共發出108張罰單，處罰金額約2200萬元。

對此，中國社科院保險與經濟發展研究中心秘書長王向楠向北京商報記者表示，在監管力量愈發完善，檢查和處罰力度不斷加強的態勢下，處罰數量和金額同比下降反映出合規經營的整體態勢向好，包括存量的違規得到改正、新發生的違規行為減少。

具體來看，前三季度包括華海財險、中華聯合財險、華貴人壽、太保財險、人保壽險在內的險企單張罰單金額超百萬元，分別被處罰金187萬元、155萬元、130萬元、130萬元、140萬元。

其中，華海財險拿到了前三季度的“最貴”罰單，該公司因存在車險業務虛列費用、聘任不具有任職資格人員擔任公司高管、違規銷售投資型保險產品華海康盈等違規問題，被處以總額高達187萬元的罰款以及撤銷公司總經理任職資格、停止公司營業總部接受商業車險新業務3個月的處罰。

對此，華海財險方面向北京商報記者表示，罰單下發后，公司已進行整改，嚴格落實行政處罰決定，針對行政處罰所涉及的問題和公司經營管理中的薄弱環節，逐項進行了全面整改。同時，研究制定了《違法違規問責辦法》，嚴格落實違規責任追究。

“雙罰制”加碼

雖然與去年同期相比，監管針對保險行業開出的罰單量有所減少，不過罰單中包含個人處罰的罰單數量明顯增加。北京商報記者統計發現，上半年包含個人罰款的罰單數量占比為73%，三季度這一比例升至80%，并且一張罰單中處罰的人數也逐漸增多。

有保險公司相關負責人表示，此舉凸顯出明確責任主體的監管要求，同時對保險公司及個人形成一定威懾，促使公司更好地向合規方面進行發展，此外也有助于保護消費者的權益。

例如，今年9月，吉林銀保監局向美聯盛航保險代理吉林分公司一連下發4張罰單，該公司合計被罰65.2萬元。除了一張罰單指向公司外，其余3張發給了個人，分別包括該公司實際負責人、運營部負責人、銷售人員，違規行為分別涉及存在列支客戶專員工資共計878.38萬元，其實際用途與會計憑證所記載的經濟事項不符等;通過“臻順溜”APP，累計向1056人次支付保險合同約定以外利益;給予投保人、被保險人保險合同約定以外利益。

對此，中國精算研究院金融科技中心副主任陳輝表示，保險機構需要專業化、合規化的運營，所以對職業經理人等相關人士進行監管很有必要。針對保險機構的處罰，機構往往會考慮處罰成本與所得收益之間的關系，但對于個人的處罰將直接危及到其職業生涯的命運。

的確，監管部門對主要負責人的罰款正與機構罰款并重。對此，有監管人士曾表示，風險管理的根本在于對人行為的管理和約束，一定要讓其不能、不敢、不想、不愿違規犯事和踩紅線才是最關鍵的。

此外，也有一些個人涉及違規但未被罰款而是處以警告、撤銷任職資格或另做處理。

例如今年6月，吉林銀保監局下發罰單稱，王新玉在擔任中華聯合財險本溪中支總經理期間，公司在2014年6月至2018年12月經營期間，將相關貨物運輸險業務虛構為代理業務套取費用，王新玉因對該違法行為負有直接責任，由此撤銷其任職資格。

而在今年4月，山西銀保監局向泰康人壽山西分公司下發晉銀保監罰決字〔2019〕13號罰單，其中指出公司個人代理人曹霞存在給予或者承諾給予投保人、被保險人保險合同約定以外的利益，欺騙投保人和被保險人，隱瞞與保險合同有關的重要情況等違規行為，不過該處罰決定書顯示“針對個人代理人曹霞的違法行為另做處理”。對于最終如何“另做處理”，北京商報記者采訪該公司，但截至發稿公司并未回復。

車險及中介亂象突出

從不同類型的保險機構來看，財險公司和非銀保險中介機構收到的罰單最多。

具體來看，前三季度，處罰對象為財險公司的罰單數量為138張，其中車險領域成為處罰重災區，涉及編制或提供虛假資料、給予投保人合同外利益、虛列多項費用套取資金等。而事實上，上述違規行為可謂是車險業務“久治不愈”的違規硬傷。

對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保險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解釋稱，目前車險市場的競爭非常激烈，而費用競爭是財險公司更直接獲取業務的重要方式，并且多數公司都在按照“地板價”進行競爭，因此導致違規“套費”多發，而上述違規現象也與套取費用息息相關。

朱俊生表示，未來，一方面車險市場仍需要進一步去推進商車費改，市場主體需擁有更多的定價權，由此有助于為險企擠出一定的利潤空間，另外就是加強合規化，同時車險市場也需要一些市場倫理去引導車險銷售更加遵守規則。

據了解，今年以來，監管已發布多項通知整頓車險行業，例如今年1月被業內稱之為“史上最嚴車險自律公約”的《機動車輛保險自律公約》出臺，其中對車險手續費管控進行了重要強調，例如要求險企據實列支不做假賬，嚴禁各種“送禮”行為等。另外，從2018年4月到2019年5月，全國已有15個省市自治區加入車險投保實名繳費的隊伍，而該項措施有助于遏制一系列車險銷售亂象。

今年7月，銀保監會向各地銀保監局下發《關于明確銀保監分局對車險違法違規行為采取監管措施有關事項的函》，明確銀保監分局查實當地財產保險機構未按照規定使用車險條款、費率的行為后，可對相關地市級及以下保險機構采取責令停止使用車險條款和費率的監管措施。

同時，非銀保險中介機構收到罰單130張，主要涉及的違規行為包括編制虛假資料以及未按規定報告相關事項、為其他機構及個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聘任不具有相關資格的負責人等。

而針對保險中介市場存在的亂象，監管也多次發文“圍堵”。銀保監會先后下發《加強保險公司中介渠道業務管理的通知》、《2019年保險中介市場亂象整治工作方案》，要求保險公司建立權責明晰的中介渠道業務管理制度體系，并劍指保險中介市場存在的風險防范意識弱、管控責任落實不到位、與第三方網絡平臺非法合作等亂象;今年5月，銀保監會還下發《關于規范互聯網保險銷售行為可回溯管理有關事項的通知(征求意見稿)》，擬進一步整頓聯網保險銷售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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