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綠色金融”升溫 亟待建立統一標準
碳中和是指企業、團體或個人測算在一定時間內直接或間接產生的溫室氣體排放總量,通過植樹造林、節能減排等形式,實現二氧化碳“零排放”。它作為一種新型環保形式,被越來越多的大型活動和會議采用,推動了綠色的生活、生產,實現全社會綠色發展。
作為推進碳中和的關鍵環節之一,“綠色金融”一詞日益升溫,并在兩會期間被來自金融行業的人大代表們頻頻提及。有央行分支機構的代表建議“制定《綠色金融法》”,亦有銀行代表呼吁盡快統一綠色金融標準。
自2020年中國首次立下碳達峰、碳中和“30·60目標”后,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SG)等綠色理念相關因素納入金融機構考量逐步走向主流,銀行理財子公司ESG主題基金發行加速,銀行業綠色信貸規模也突破新高。
“2030‘碳達峰’、2060‘碳中和’,不僅體現了我國在應對全球氣候變化問題上的戰略雄心和大國擔當,也對銀行業提出了新目標、新要求。”興業銀行行長陶以平公開表示。
“綠色金融”升溫
綠色金融市場在“碳中和”目標的催化下隱隱呈現勃發趨勢,無法與市場發展速度相匹配的頂層設計受到了銀行業人大代表的高度關注。
中國人民銀行沈陽分行行長朱蘇榮建議,制定《綠色金融法》,明確綠色金融范疇、基本原則、發展目標和要求、保障措施等,完善綠色金融配套政策,例如明確建立綠色金融激勵約束機制、統一綠色金融細分領域標準等。
“時不我待!”陶以平表示,“為更好發揮銀行業綠色金融主力軍作用,建議根據碳中和目標,修訂包括綠色產業指導目錄、綠色信貸和綠色債券等綠色金融標準,與碳中和目標保持一致。”
人民銀行南京分行黨委書記、行長郭新明則提出,要推動綠色經濟發展、豐富綠色金融產品和服務,需不斷壯大綠色金融市場的參與主體。他建議,發展氣候變化相關綠色保險產品,研究推動境內符合條件的綠色金融資產跨境交易,鼓勵境外機構發行綠色熊貓債,吸引更多養老基金等機構投資者投資綠色產品等。
2020年9月,中國首次在聯合國大會上作出承諾,力爭二氧化碳排放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并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意味著到2060年,中國經濟社會活動所產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需要與二氧化碳移除量相等。
“自中國做出‘爭取2060年實現碳中和’的宏偉目標之后,中國資本市場的責任投資發展速度將進一步提升,涉及ESG理念的理財產品大量涌現。”中國責任投資論壇在年度報告中指出,2020年,中國泛ESG基金規模增長量為歷年來最高增幅,共有10家商業銀行或理財子公司推出47只泛ESG理財產品。
中國銀行也做出展望,預計2021年,中國綠色金融發展將邁上新臺階,逐漸成為銀行業的主流經營模式。與此同時,央行數據顯示,截至2020年末,中國本外幣綠色貸款余額11.95萬億元,比年初增長20.3%,存量規模位居世界第一;綠色債券存量8132億元,居世界第二。
銀行業面臨氣候變化
“隨著碳中和目標的提出,未來我國整個經濟社會都會朝著綠色低碳產生巨大的轉變,因此,商業銀行需要高度關注碳中和目標帶來的轉型風險。”興業研究首席綠色金融分析師錢立華及其團隊指出。
光大銀行金融市場部分析師周茂華進一步解釋稱,極端氣候變化容易產生其他次生災害,導致金融資產損失,市場異常波動,對實體經濟形成負向反饋,這些風險往往難以準確預測,嚴重時,可能出現系統性風險。
事實上,這一重大風險因素已經成為越來越多國家公認的“達摩克利斯之劍”,即實質性愈加明顯的氣候變化風險。國際清算銀行(BIS)將其稱之為“綠天鵝”。與“黑天鵝”事件相似,“綠天鵝”也具有不確定性、無法由過去的數據推算發生機率的不可預測性,且可能造成重大影響。
BIS在2020年1月出版的《綠天鵝:氣候變化時代中的中央銀行與金融穩定》一書中呼吁,世界各國央行應警惕“綠天鵝”事件,在防范應對金融風險時將氣候變化納入分析考量之中。
而要未雨綢繆,推動經濟快速向低碳轉型、發展綠色金融,又使得氣候風險更加凸顯。中國投資協會投資咨詢專委會產業與金融創新平臺綠創中心副主任郭海飛指出,不管是綠色貸款還是綠色債券,均需投向節能減排效益高的綠色企業和綠色項目,“這些綠色企業和綠色項目受到氣候因素的影響都非常巨大”。
“氣候變化會導致北極冰雪融化速度加快以及洪水、臺風、干旱、火災等自然災害發生的頻率上升,農業、交通、物流、電力、水利等行業將會受到較大影響。這些自然災害和風險會導致企業信用風險和股價下跌等市場風險。”他向券商中國記者表示。
另一方面,踐行“碳中和”可能使得銀行業面臨的轉型風險突出。錢立華撰文指出,轉型風險是指社會經濟快速向低碳轉型的過程中,出現相關政策變化、技術突破或限制、以及市場偏好和社會規范的轉變等,可能帶來的不確定性所導致的金融風險。
“例如,由于政策行動、技術變革以及消費者和投資者對應對氣候變化政策的支持,大量化石能源燃料儲備面臨擱淺風險,化石燃料公司可能會面臨收益下降、業務中斷、融資成本上升的局面。”錢立華說。
郭海飛建議,金融機構要高度重視由于氣候相關因素所增加的預期風險,不僅要關注氣候變化的平均預期損失,還要對極端異常情況有所準備,加強金融領域的環境與氣候分析,針對重點行業開展環境壓力測試。
“同時,應深入研究未來5~10年全球氣候相關政策變化和新能源價格變化趨勢,以及水風險、生物多樣性風險等帶來的對投資項目財務可持續性的影響;建立評估投資項目的環境與氣候影響、管理環境與氣候風險的流程與政策,有效防范與環境、氣候因素相關的金融風險、聲譽風險和法律風險。”
危中藏機的“綠天鵝”
目前,中國已有不少金融機構、研究機構投入對氣候風險壓力測試方法的研究,以嘗試評估這類風險的具體程度,但具體的測試方法、標準尚未達成共識,仍在探索階段。
2020年9月,中國清華大學綠色金融發展研究中心發表了一項研究成果,利用其研發的氣候轉型風險分析模型對煤電行業進行了測試,以評估煤電行業在應對氣候變化為導向的經濟轉型過程中貸款違約率的變化程度。
該模型衡量了未來10年中可能發生的重要轉型因素:未來市場需求下降會導致煤電企業營業額減少;新能源價格競爭會導致煤電企業被迫降價和收入減少;碳價上漲和融資成本升高會增加企業的成本。這些變化可能導致企業的負債比率、利息保障率和資產收益率等重要財務指標惡化,從而導致違約率上升。
測試結果發現,如果上述因素都被納入考量,中國主要煤電企業的年度違約概率將從2020年的不到3%上升到2030年的24%左右。也就是說,如果金融機構對氣候變化造成的資產擱淺風險視而不見,最終可能在短短十年內就出現資產質量的快速惡化。
風險中也蘊藏著機遇。“碳中和目標的設立加快推動綠色金融發展,而綠色金融為各類型金融機構提供一個新業務和新的金融品種,也為各金融機構在細分領域發展提供了廣闊空間。”周茂華指出。
郭海飛也表示,要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離不開金融對于綠色低碳發展的支持和推動,因為綠色低碳發展往往意味著前期的高成本、高投入,而后期的綠色效益回報期又相對較長,綠色金融的大力發展就顯得尤為重要。
“這對于金融行業意味著迎來了綠色金融大力發展的風口,各行各業綠色低碳發展需要支持的企業和項目非常眾多,需要的資金量將非常巨大。”他表示,但如何從中選出節能減排效益好、投資回報收益高的優質綠色項目,如何防止資金投入“偽綠”、“漂綠”項目是一個挑戰,包括從傳統金融轉向大力發展綠色金融,從公司管理、人才培養、業績考核、市場開拓等全部業務鏈條也會存在一定的考驗。
亟待建立統一標準
“雖然目前我國金融機構普遍對發展綠色金融頗為熱心,但是實際有些產品只是‘貼標’,有名無實,缺少風險管理技術和產品創新方面的突破。”有業內人士向券商中國記者坦言。
對此,周茂華表示,這就涉及綠色項目的準入標準和信息披露問題,需要根據碳中和目標和產業發展規律特點,明確統一綠色金融定義和綠色金融產品設立、管理的規章制度。“要國內統一,國際接軌,對綠色項目、綠色金融發行、管理統一標準,并嚴格信息披露。”
朱蘇榮在提交兩會的建議中也指出,中國的綠色金融制度多為各部門單獨制定,僅針對綠色金融的某一方面進行規范和指導,彼此之間的關聯性和協調性不強,容易形成政策重疊和空白,尚未形成統一完善的政策體系,很難為綠色金融提供系統的法律支持。
例如,目前人民銀行主持修訂的《綠色債券項目支持目錄(2020年版)》(征求意見稿)已經剔除了“清潔煤炭技術”等化石能源相關的高碳項目,但其它綠色金融的界定標準(包括綠色信貸標準、綠色產業目錄等)未相應的調整,存在“模糊地帶”,對金融機構和企業的指導和規范缺乏明晰的政策依據。
在周茂華看來,中國的綠色金融發展尚需解決幾個關鍵問題,包括完善和細化相關法律法規;完善信息披露制度;與國際綠色金融標準相接軌;形成激勵機制,鼓勵金融機構創新綠色金融產品等。
郭海飛也指出,金融機構綠色金融業績考核要求還有待加強,綠色金融品種也比較單一,申請和審批程序較為繁瑣,對比普通融資也沒有明顯的成本優勢,對于綠色企業的支持力度和吸引力還不夠強。
“目前我國各大銀行在綠色金融方面很多還處于自愿、嘗試階段,監管部門強制考核壓力不大。”他說:“比如在綠色信貸方面,銀行并沒有將項目發展環境影響評價作為貸款發放條件的條款或指標,對于高污染高能耗企業和綠色環保企業的貸款申請、審批和利率方面,基本上一視同仁,看中追求的單純是收益,并沒有將節能減排效益作為前置條件。”
記者了解到,央行已于去年7月下發《銀行業存款類金融機構綠色金融業績評價方案》的征求意見稿,擬綜合評價金融機構的綠色貸款、綠色債券等業務的開展情況,但目前該方案尚未落地。興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華福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魯政委近日接受媒體采訪時指出,未來,央行可能會將碳金融納入MPA(宏觀審慎評估)考核,以此約束金融機構的融資投向。
“隨著對金融機構綠色金融業績考核的加強,金融機構未來在綠色金融發展的力度也將加大。”郭海飛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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