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存款過億紀念包”“一個小目標”刷屏的時候，晉江一家企業存到鄂爾多斯農商行的1億元，卻已經“消失”三年，至今無法取回。這起離奇案件，見證著當地民間借貸的“升級”。

《中國經營報》記者注意到，在鄂爾多斯市中級人民法院作出的一審判決書中，晉江某某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某某公司”)于2015年9月存入鄂爾多斯農商行1億元后，即被該行領導與他人辦理虛假質押，又以承兌匯票貼現，最終資金被套走。

輾轉騰挪中，為中間環節提供“過橋”資金的一方，選擇報警，導致案發。據一審判決書，一家地方銀行支行行長，因參與其中被判票據詐騙罪，獲刑14年，但鄂爾多斯農商行的那位領導，并未被指控。

但該案背后，某某公司卻至今無緣取回自己的1億元。整個事件也被指責以刑事干預民事糾紛——“過橋”資金提供方此前曾尋求立案一年未果，而辯護人稱，借貸方有較強償還能力，其行為并不構成詐騙。目前，該案已經上訴至內蒙古高級人民法院，暫未開庭。

5月17日、21日，鄂爾多斯銀保監分局接連發布3條處罰信息(鄂銀保監罰決字〔2019〕1號、2號、3號)，鄂爾多斯農商行因“存在違規辦理商業承兌匯票轉貼現業務的違規行為，被沒收違法所得86萬元，并處罰款258萬元;該行又因簽發無真實貿易背景承兌匯票、未按規定報告重大突發事件兩項，分別被罰35萬元。

億元存款“迷失”

某某公司的原財務總監趙大有(化名)，在2015年春天接到一個電話，邀請他把公司的錢存到一個叫作內蒙古銀行科爾沁右翼中旗支行(以下簡稱“右翼中旗支行”)里。打電話來的 ，是王韋群，系金壇鼎昕食品有限公司、內蒙古天勛實業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民營企業家。

邀請的理由是承諾做一個定期存款的話，給予存款金額8%的回報。看上去，這就是一次業內常見的“拉存款”行為，于是，2015年4月22日，趙大有將某某公司的5000萬元存入了右翼中旗支行。

此后無事。到了當年7月，王韋群又發出同樣邀請，趙大有又把一筆關聯公司的1億元，存入科爾沁右翼中旗農村信用社(以下簡稱“右翼中旗信用社”)。同年9月11日，又在王韋群的邀請下，趙大有將上述1億元存款，挪至某某公司在鄂爾多斯農商行的賬戶中。

千里之外的這種存款行為，表面看上去像極了為相關銀行“刷業績”。過程中也沒有出現任何差錯，趙大有并不在意。期間，9月將1億元存款換銀行時，趙大有曾帶著某某公司的印鑒等，前往鄂爾多斯辦理相關手續。

但一個月后的2015年10月8日，某某公司在辦理相關業務時，在人民銀行征信系統中發現上述1億元存款已經被辦理質押。趙大有立即聯系了鄂爾多斯農商行和王韋群，簡單溝通后，后者稱會很快解除質押。

有趣的是，質押信息果然就消失了。但不久，質押信息再次出現，趙大有再次溝通后，10月23日，王韋群令他人將1億元轉入某某公司在興業銀行的賬戶內。這其中，肯定出了岔子，但好在這筆錢回到了公司，而且不再有質押信息，事情似乎得到了解決。

但萬萬沒想到的是，差不多一年后，2016年，鄂爾多斯市公安局東勝區分局凍結了某某公司在興業銀行賬戶內的1億元。案由則是涉及王韋群等人詐騙案，而報案人、受害人竟然并不是某某公司。

相關資料顯示，該案的報案人，系王某林等人。據判決書，他們在本案中曾為王韋群等人提供“過橋資金”——一些銀行的借款人因為不能如期還款，往往需要這種資金來還款，等銀行再次放款時，再還了這種臨時民間借貸。“過橋”，可謂精準描述了這種資金的用途。

但某某公司想不明白，為何“過橋”借貸這種典型的短期民間借貸，會成為一起刑事案件，而自己已經要回來的1億元存款，為何又會被以涉案為由凍結?

隨著一審開庭，讓某某公司和趙大有跌破眼鏡的情節出現了：原來，就在趙大有帶著公司印鑒等去鄂爾多斯那次，王韋群等人趁機炮制了一套材料，用以將某某公司的1億元存款變為質押，并最終以承兌匯票實現套現。

一審判決中，這種偽造已經被法院認定，并以票據詐騙罪對相關人員進行了裁判，王韋群則被判無期。當然，王韋群還涉嫌詐騙罪，正是這后一罪名，成為凍結某某公司1億元的原因。

“這就是我們不明白的地方，我們公司的手續，被人偽造、盜用，并被法院認定了‘票據詐騙罪’，我們完全不知情，結果，我們的錢，卻因為這幫人的另一項詐騙罪，被凍結了。”某某公司認為自己實在太冤。

深藏著的“隱情”

庭審中被層層剝開的隱情，串成一個令人驚詫的故事，令觀者刷新了對鄂爾多斯民間借貸的認識。這其中細節，也一定程度反映著當地“后借貸危機”時代的特點，銀行高管的深度參與，讓借貸的“民間”屬性變得復雜起來。

據一審公訴內容，因資金周轉所需，王韋群、于宏剛(科右中旗田成貿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等民企老板，找到右翼中旗支行行長姜北玉，后者提供了一個思路：通過他人的定期存款質押，來給王韋群等人辦理貸款。在此思路下，趙大有被勸說騰挪的大額存款，就有了特殊的作用。

公訴方指控稱，王韋群、姜北玉等人曾試圖利用某某公司在右翼中旗支行的存款，辦理質押貸款，但不巧的是，該行工作人員竟然識破了其中文件造假問題，未給予辦理貸款。這也就出現了王韋群又勸趙大有在右翼中旗信用社存款一事。

但在右翼中旗信用社，由于要求質押必須由存款人當面來辦理，事情依然沒有辦成。于是，上述1億元存款被挪到鄂爾多斯農商行，在這里，王韋群等人聯系了該行營業部經理(相關法律文書中稱其為“營業部行長”)奧金龍。

在鄂爾多斯農商行，由于王韋群等人利用趙大有出差，將其所攜帶的印鑒等進行了偷拍，隨后辦理了相關假資料，并請人冒充了某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順利將1億元存款變為質押。

“騙取鄂爾多斯農商行簽發了以田成貿易公司(科右中旗田成貿易有限公司的簡稱)為出票人，天勛實業公司為出票人”的承兌匯票41張，總金額為1.1億元。這些錢隨即又被套現，解決了王韋群等人的資金周轉之難。

但被發現質押信息后，王韋群著急找過橋資金抹平此事，而奧金龍先是指揮手下將質押信息刪除，后又為王韋群介紹了過橋資金方，所以也才有了支付某某公司興業銀行賬戶1億元的情節。但奧金龍最終并未被指控涉罪，不過記者證實其已經離職。

上述“隱情”雖然在庭審中被曝出，但某某公司在此之前，完全不知情這些情況。其興業銀行賬戶1億元則因為王韋群等人涉嫌詐騙而被凍結。甚至在開庭中，并沒有某某公司的位置，這讓該公司感到很無助。

一審后，王韋群被認定觸犯票據詐騙罪、詐騙罪，被判無期徒刑，沒收全部個人財產;于宏剛也因上述兩個罪名被判20年，罰金40萬元;支行行長姜北玉因票據詐騙罪被判14年，罰金20萬元;另有兩人也因票據詐騙罪被判5年并處罰金。

“票據詐騙罪似乎還比較沾邊，但詐騙罪是很難構成的。”熟悉鄂爾多斯當地民間借貸的法律人士分析認為，上述“過橋資金”的本質，是短期民間借貸，難以涉及刑事，這也解釋了為何報案方報案近一年才被立案。

而王韋群等人的辯護人則指出，在一審的訴訟及補偵期間，應偵查機關的要求，王韋群實際控制公司曾向公安機關提供相關財產的證據材料，但未出現在法庭上。這些材料足以證實王韋群具有償還債務的能力，且相關借貸明顯為民事關系，與刑事無關。

此外，辯護人曾申請對位于江蘇省常州市的兩塊土地及地上附著物進行司法鑒定，以此證明王韋群的償還能力。但一審法院鄂爾多斯市中級人民法院卻未予處理，這從程序上直接影響了實體判決結果，即一審在證據和實體上都出現了明顯疑問。

“被騙是在銀行，虛假質押是在銀行，銀行的高管參與，最終卻未被訴，而我們毫不知情，卻要不回自己的錢。就是這么個困局。” 某某公司抱怨稱。

3年后，某某公司雖然具有原本持有及“善意取得”的明顯證據，但依然無法“取回”那1億元存款。據了解，目前該案被告人已經上訴至內蒙古高級人民法院，暫時尚未開庭。

關鍵詞： 鄂爾多斯 借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