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邏輯上講，保險行業是金融行業的子系統，其規范經營、健康發展要符合金融監管政策和監管架構的要求;保險行業作為社會治理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會受到國家社會治理體系建設的深度影響;保險行業尤其是壽險經營中存在的銷售誤導問題，是保險行業經營過程中需要預防、治理和遏制的重大問題之一。所以，研究治理保險銷售誤導，必須要適應社會治理的需要，適應金融監管政策的需要，適應保險行業定位和發展的需要。

新契機：新定位、新架構、新主體

在保險業、金融業和社會治理發展的不同階段，治理壽險銷售誤導具有不同的思維模式。

新定位。201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強調金融行業要服務實體經濟、防范化解風險和深化改革，為保險行業回歸保障功能確定了基調。隨之，保險監管部門出臺一系列文件，引導保險公司進行保險產品結構調整，以產品為載體體現保險行業回歸保障功能。

新架構。落實黨的十九大規劃，拉開了黨和國家機構改革序幕，組建銀行保險監管機構對銀行業、保險業兩大市場進行統一監管，為治理壽險銷售誤導提供了組織保障，進一步提高了溝通的效率。近期，銀保監會下發文件，提示保險消費者購買銀保產品時謹防混淆產品類型、夸大產品收益等銷售誤導行為，通過確認銷售資質、了解產品信息等五方面防范銷售誤導風險，這將為治理銷售誤導提供了法律依據。

新主體。按照目前已經公開的方案，當前全資的外資保險中介機構市場準入開始推進，在一定期限后全資的外資保險公司將與現有的保險公司和保險中介機構進行深度競爭和協作。從治理銷售誤導的政策設計看，域外有的保險市場對于治理銷售誤導有更嚴格的要求和更嚴厲的懲治措施。

舊障礙：舊現實、舊政策、舊觀念

對癥才能下藥。充分揭擺過去以及當前治理壽險銷售誤導的表現，深入剖析根源，是提出治理壽險銷售誤導措施的基本工作。

舊現實。目前，壽險領域銷售誤導可以從三個維度分析：一是原保監會官網投訴。二是區域市場投訴。三是個案處理。

舊政策。目前，壽險領域銷售誤導治理政策短板：一是機構持證問題。二是人員持證問題。三是固化銷售行為。

舊觀念。在我國保險業內，對于銷售誤導行為不認為是一種觸犯刑律的問題。首先，保險監管部門在受理銷售誤導投訴過程中，由于缺乏客觀的證據支撐，認定銷售行為是否構成銷售誤導非常困難。其次，由于保險行業用工制度的原因，保險行業從業人員的流動性非常強，既給查清事實造成不便，也給事后問責造成不便。最后，對于確認是銷售誤導的行為，充其量就是給投訴人補償經濟損失，未對相關責任人追究任何責任。

新思維：新制度、新技術、新機制

新時代治理壽險銷售誤導，既需要出臺規范性文件層級的監管措施治標先行，更需要完善部門規章以上的銀行保險監管法律法規，也需要依靠技術手段固化銷售行為。

新制度。按照正在推進實施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涉及銀行保險的重要法律法規制定權劃歸人民銀行行使，改變的不僅是監管制度本身，也改變了監管制度執行，實現了制度制定和執行的分離、制衡。

新技術。伴隨著互聯網技術尤其是移動互聯網技術的發展、智能手機的高度普及和相應資費的大幅度下調，這些將為宣傳保險知識、宣傳保險產品和保險監管創造更加便利的條件。建議在機構管理方面，在明確持證主體基礎上，在許可證上制作二維碼，記載機構的基本信息，便于監管部門和消費者查驗;在人員管理上，在工作證上制作二維碼，記載銷售人員所屬單位、培訓、繼續教育、不良記錄等信息;要求保險公司總公司對宣傳彩頁、課件在國家級銀行保險行業協會和監管部門備案，通過技術手段，國家級銀行保險行業協會和銀行保險監管部門對各類培訓能夠實時監控。

新機制。在保險行業內部，重點做好以下三項工作：一是改進產品條款。進一步加快保險產品條款通俗化工作，便于保險銷售人員解釋和保險消費者理解，從源頭上消除保險買賣之間理解分歧。二是改進傭金制度。現在長期壽險產品傭金制度實行“前高后低”。以20年長期壽險產品為例，前三年的傭金比例在80%至60%之間，第四年、第五年在20%作用，后十五年主要是低至1%左右的服務費。改進后的傭金制度實行“前低后高型”或者完全平滑型(按照投保年限平均支付傭金)。三是改進問責機制。對于認定的銷售誤導行為，要對相關銷售人員、高管人員進行經濟、職務問責，例如追回傭金、追回獎金等等。通過采取綜合措施，提升保險銷售人員和管理人員的責任心，依法合規進行保險銷售，為自己和保險行業發揮正能量的積極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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