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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時報訊 （記者 韓春華） “雙減”政策出臺至今已近兩年時間，廣州的教育生態產生了明顯的變化。 如何讓“雙減”發揮更大效用，從而治標又治本，真正破解教育焦慮？為此，記者采訪了華南師范大學教育科學學院副教授、廣州教育治理現代化高等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余暉。余暉的相關觀點曾寫成論文《“雙減”背景下城市小學家長補習教育決策的影響因素與形成機理》發表在《城市觀察》2023年第一期。

余暉認為，近兩年來，廣州市“雙減”政策實施總體取得了較好成效，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校外培訓機構運營得到較好規范，學生校外培訓負擔得到有效減壓；二是中小學作業管理取得進展，作業總量和時長得到有效減壓；三是學校課后服務體系初步形成，能夠較好滿足學生的全面發展需要和家庭的課后托管需要。

在“雙減”工作取得有效進展的同時，也暴露出一些新的結構性矛盾及挑戰：一是在校外培訓治理方面，在相關部門嚴格監管的態勢之下，部分培訓行為以私人家教形式轉入地下，以規避有關部門檢查，由此滋生出隱形變異培訓行為；二是在作業管理方面，部分學校、學段及學科中仍然存在作業結構、難度和總量不夠科學合理的問題，學生的作業負擔仍有進一步減壓的空間；三是在學校課后服務方面，部分學校存在教師“增負”問題，如何保障在課后服務質量的同時又不增加教師工作負擔，成為“雙減”背景下學校管理者面臨的新挑戰。

其中，余暉特別關注到城市中產階層的教育焦慮。由于這類家庭的父母通常具有較高學歷，且其社會經濟地位的代際維系主要依賴教育和學歷，因此這一群體對子女往往有著較高的教育期待。在他看來，“城市中產增負”現象是“雙減”實施以來一個值得關注的新問題，這一問題與隱形變異培訓現象有著密切關聯。

如今，站在推動人口高質量發展的新起點上，“雙減”政策該往哪一方面進一步落實？余暉也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認為，“雙減”政策的深化實施既需要戰略研判、系統部署，也需要秉持“摸著石頭過河”的務實精神，不斷發現、回應和解決現實中的新問題和新挑戰。針對當前校外培訓治理、中小學作業管理和學校課后服務中的突出問題，應對癥下藥，精準防治各類隱形變異培訓行為，進一步優化作業布置的結構和難度，探索在課后服務中引入社會和家庭教育資源的新機制。

針對家長的教育焦慮，余暉認為，有效治理家長過度焦慮所引發的隱形變異培訓等問題，一個重要前提是厘清家長的焦慮來源及其教育策略，對其教育焦慮進行“疏解”而非“圍堵”。一方面，在對高中階段普職招生結構進行優化調整時，可適當考慮超大及特大城市、中小城市、縣城等地域的人口結構差異，避免簡單化地推行普職分流。另一方面，針對小升初“密考”“投簡歷”等違規行為，應進行及時整頓和規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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