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oom可以說是兩個年輕人的愛情產物。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出生在中國泰安的袁征，是山東大學的數學和計算機科學系學生。他的妻子——彼時仍是他的女友，就讀于另外一所大學。兩人相隔千里，坐火車要走上十小時。每次，去看望女友時，袁征都在火車上昏昏欲睡，想著睜眼就能看到心愛女孩的臉龐。

袁征開始對互聯網繁榮心向往之。但是，當他的簽證八次被拒時，他的美國夢似乎陷入了絕境。“那時，我非常難過。”他說，“但我就是不死心，直到他們告訴我，‘以后別再來了’。”

1997年，袁征27歲。那一天，他終于拿到了H-1簽證。他最初加入一家名為WebEx的公司，在那里寫代碼。沒過多久，他就開始參與視頻會議平臺的開發。2007年，思科收購WebEx。當時的思科媒體解決方案部門的高級副總裁、現任Zoom董事會成員的丹·謝曼(Dan Scheinman)回憶說，當時大家對袁征的評價是“要求高、具有技術天賦，是世上最棒的產品人之一，跟消費者溝通也游刃有余”。謝曼說：“就好比我們身邊有一個莫扎特，但竟沒有人意識到這樣一個天才的存在。”

袁征似乎永遠精力充沛，而且思路清晰，時常相信人性本善。“世界是公平的。”他曾說，“繼續努力，做好你能做的事情。”

正是他的這種自信，在2011年，說服幾十名WebEx的工程師跟隨袁征一起闖蕩。那一年，袁征宣布，自己打算離職去創業，開發一款視頻平臺。2013年，Zoom軟件面世，除了免費的基礎服務之外，還針對不同規模的企業推出不同付費等級的服務。雖然很多其他創業公司更傾向于用免費產品爭取廣泛的用戶基礎，但Zoom主要面向學校和企業網絡，這些機構更愿意每年付費訂閱Zoom的服務。

經過近十年的穩定增長后，Zoom終于在2019年上市。和其他持續虧損的上市科技公司(如Uber、Lyft和Slack等)不一樣的是，Zoom具有盈利能力，且沒有債務。而且，根據就業調查公司Glassdoor和Comparably的數據，得益于袁征始終強調的“傳遞幸福”的理念，Zoom也是員工評價最高的公司之一。袁征開創了一條可靠的路線，并且他對快速打入消費者市場保持謹慎態度。“在去年12月，我們的規劃其實和上一年的幾乎一樣：沒有遠大的愿景，只是保持創新。”袁征說。

隨后，疫情在全球蔓延，迫使人們宅家不出。他們在家刷劇，練廚藝，學吉他等等，以及越來越多人出現在Zoom上。他們在Zoom上開生日派對，家庭聚會還有公司會議;用Zoom來一起鍛煉、相親等等。紐約州甚至還認可了通過Zoom登記的結婚，這讓袁征感到欣喜。從1月到4月，該公司統計的年度會議時長是原來的20倍，超過了2萬億分鐘，收入同比增長169%。“這感覺好像就是，經過多年的努力，你的夢想終于照進了現實。”袁征說。

一個如此小眾的平臺究竟是如何勝過蘋果(FaceTime)、谷歌(Meet)、思科以及Skype的呢?首先，Zoom是免費的，至少40分鐘的會議是免費的。Zoom的使用也異常簡單：你都不需要下載Zoom應用，甚至都不用注冊賬戶，只要使用特定的瀏覽器或操作系統就可以參加Zoom的會議。該公司的云端運營允許其相對無縫地進行擴展。虛擬背景既新穎又保護了隱私。

滾雪球般的效應保證了增長動量：越來越多的用戶注冊Zoom，撰寫趨勢報道，創造Zoom的熱詞，Zoom的使用也出現在電視上，這些現象又促使更多人加入該平臺。與此同時，曾經一度風靡全球的Skype如今卻因為母公司微軟選擇發展另一個視頻平臺Teams，而增長陷入停滯;又因為Zoom在教育機構已經收獲一定影響力，年輕人對該平臺絲毫不陌生。

Zoom的成功，也有其名字的一份功勞。Zoom這個名詞，朗朗上口，熟悉又不那么正式，而且還帶一點積極的含義。“我從未見過這樣快速的發展。”加州匹茲學院的語言學教授卡門·福特說，“從未像現在這樣，每一個人都需要一個詞來描述同一件事。”

職業領域是第一個大規模采用Zoom的領域。斯坦福大學的一項研究顯示，截至6月份，42%的美國勞動人口在家全職工作。大型銀行和國際公司紛紛選擇Zoom;12.5萬所中小學也是如此，一個原因是因為袁征向他們免費提供該平臺。

在隔離期間，Zoom也成為了維持社區的生命線。每周末，各種視頻派對在Zoom上歡騰起來，其中包括Club Quarantine——一個特殊的多倫多夜店，借著Zoom平臺已然發展成為一個國際現象。在周六之夜，Charli XCX和Lady Gaga等明星也會加入Club Quarantine，和數百名狂歡者一起縱情娛樂，這些粉絲中也包括先前無法融入夜生活文化的殘疾人士。“無障礙始終是這個行業的一個缺口。直到我們都不得不在線上活動時，這個障礙才得以消除。”Club Quarantine的聯合創始人瑟蕾娜說。

盡管有些活動可以順利地適應線上世界，但其他更重要的活動(如宗教儀式和葬禮等)——則沒那么容易。當92歲的埃斯特爾·考夫曼于7月份在圣安東尼奧逝世時，她的孫子布拉德和他們的猶太禮拜堂為她舉辦了一場Zoom告別會。告別會的整個過程十分順暢，沒有遇到一點技術障礙：分散在全國各地的親朋好友陸續加入線上告別會，回憶并分享了他們的緬懷之情。但是布拉德·考夫曼說，人們的情感流露顯得有點不自然。“在視頻里，對著一塊小小的屏幕，人們似乎很難去表達他們的真實感情。”考夫曼說。

Zoom的最大優勢——無障礙性——似乎賦予了該平臺無限的可能性。然而，盡管該公司側重平臺的易用性，但這一特點也成為了Zoom的最大漏洞。“這就是硅谷的方式：以最快的速度打入市場，讓產品盡可能地對用戶友好，安全性則日后再說。”軟件公司Jamf的安全研究員帕特里克·沃德爾說。

由于Zoom在疫情之前并不十分出名，該平臺未受到黑客或研究人員的廣泛關注。但是在今年春季，Zoom的缺點逐漸暴露。令人震驚的頭條新聞每天都會出現在人們視線中：被稱為“Zoom-bomber”的惡意闖入者不斷擾亂會議或課堂，散布惡俗、種族歧視或性別歧視的信息。在未通知用戶的情況下，Zoom悄然向Facebook發送數據。Zoom還在端對端加密這件事上撒謊，引來FTC的調查。

沃德爾仔細研究了Zoom的代碼，對于自己如此輕而易舉地發現兩個漏洞而感到震驚。其中一個漏洞可允許黑客控制用戶的攝像頭和麥克風。沃德爾的調查結果發布于3月30日，并引來人們對Zoom的廣泛抵制。伊隆·馬斯克因此禁止員工在SpaceX內部使用Zoom，紐約市的公立學校系統也被要求停止將Zoom用于遠程教學。

“這樣的事情駭人聽聞。”袁征說，“我們已經如此努力地去工作，但為什么仍有那么多的負面新聞?”他對此誠懇地道歉，還宣布將在接下來的90天內改善公司的隱私和安全措施。私下里，他聯系上沃德爾和其他安全研究員，請求他們的指導。“如果你不聽他們的建議，你要怎么解決問題呢?”袁征說。

他連續幾個晚上不眠不休地監控服務器功能，并檢查新的安全功能。他還聘請著名的安全研究員，升級平臺的加密功能，擴大公司的賞金計劃以補償有道德的黑客。袁征提供的透明性和表現出來的緊迫感，讓沃德爾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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