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裁判文書網顯示，中海地產原法務專員王某因不滿中海公司給付的薪酬與入職前約定的不符、和無故降薪等情況上訴討要工資差額及合同補償金共計39.09萬元，該案經過二審后，最終法院支持了其中13.92萬元請求。

王某于2015年4月21日入職中信地產(北京)投資有限公司，在綜合管理部擔任法務專員崗位，簽訂了2015年4月21日至2018年4月20日的勞動合同，雙方未明確約定具體工資，每月平均實發工資12000元，當月發放，其中包括固定工資12000元、年資補助100元、交通補助1200元、通訊補助200元、住房補助2700元、過節費1000元至2000元不等，供暖費和生日補貼等實報實銷，獎金未約定。王某稱，入職時人力資源部門工作人員稱每年稅后收入在25萬元左右。

2016年4月中信地產(北京)投資有限公司被中海地產收購，員工當時有兩種選擇，一個是拿補償金走人;一個是工作年限連續計算，年假連續計算，崗位不變，雙方簽訂協議，如果有變化需要協商一致才行。中海地產財務總監肖波與王某協商，希望王某到中海地產工作，并口頭承諾待遇不變，王某接受了這個邀請。

2016年7月1日起王某被指派到中海地產工作，沒有重新簽訂勞動合同。工作和年假都連續計算，崗位不變。2016年7月至2016年12月王某的稅后工資下調至10335.10元，每月有一千余元的差額。

2017年5月26日中信地產(北京)投資有限公司被注銷。

2017年1月底王某發現自己懷孕，口頭告知公司領導。2017年10月9日王某生育一女，產假到2018年2月25日。2017年1月、2月、3月、5月及6月，王某的工資下調至6890.11元，其余月份均不一樣，2018年7月10日王某以公司無故降薪為由向公司提出離職，并于當日辦理了離職手續、解除了勞動關系。

王某稱，自己直到離職后才發現，從2017年1月1日起工資構成發生了變化，由固定工資變更為績效工資，各項補貼均被移除。自己工資被無故下調，且2018上半年的獎金也并未發放。中海公司應支付工資、獎金差額和解除勞動關系的經濟補償金。因為王某生產時系難產，額外還有15天的產假，單位也沒有核準，還應當支付這15天的產假工資。

雙方發生勞動爭議后，王某申請仲裁，北京市西城區勞動人事爭議仲裁委員做出裁決，要求中海地產支付王某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工資差額7.56萬元和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6.27萬元。同時駁回王某其他仲裁請求。

雙方均對仲裁結果不滿，訴諸于一審法院。一審中，王某要求中海地產支付工資獎金差額20.75萬元、解除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金7.29萬元和未休產假15天的工資1.05萬元，共計39.09萬元。

中海地產則表示，王某與中海地產曾簽訂2018年4月22日至2021年4月21日期間的勞動合同，未約定具體工資，約定了工資構成為崗位工資和績效工資，崗位工資以通知單為準。中海地產對中信地產的原有工資發放情況不清楚。

對于薪酬變化的問題，中海公司解釋，王某自2017年1月1日正式入職中海地產，在此之前屬于在原用人單位工作，因此2016年7月1日至12月31日屬于安置的過渡期，該期間的實發工資降低是因為社保基數的調整，實際沒有任何變化。王某入職后的應發基本工資都是12000元，中海地產同時表示，公司薪酬體系中不包括年資補助、通訊補助、住房補助、交通補助等內容，2017年上半年按照調整后社保繳納基數進行扣減，故實發工資是6890.11元，4月增加了津貼補助，故應發工資增加了2393.77元。7月起下調了其社保繳納基數，故實發工資上漲到8465.40元。9月因為王某持續請病假故扣減了三千余元。2018年3月至6月王某持續請病假，因此按照考勤管理制度扣減其相應的績效工資，基本工資照常發放，與王某懷孕與否無關，且產假期間的工資也是單位按月足額墊付。2018年7月10日王某向公司提出離職，當日雙方勞動關系解除，工資已足額支付，不應當支付經濟補償金。

王某還稱，自己入職時人力資源部門工作人員稱每年稅后收入在25萬元左右。對此中海公司解釋，稅后年收入25萬的數額是王某其與前公司之間的約定，與中海地產無關，王某主張的收入標準也是與前公司的約定，其計算的平均工資是其全部貨幣收入的總和，不能作為其入職中海地產工資差額的計算依據。2018年王某請假過多，不符合獎金發放條件，因此不同意王某的全部訴訟請求。對于15天難產假的問題，中海地產表示，是否難產需要員工自己申請，即使沒有休難產假也沒有法律依據需要支付補償。

一審法院審理后，判決結果與仲裁結果相同。

王某不服判決，再次提起上訴。經二審法院核實，一審法院對王某分別在2015年12月、2016年12月。2017年12月和2018年2、3月份的實發工資數額存在筆誤。故對此進行糾正，但對一審認定的其余事實予以確認。

關于王某主張的工資差額，二審法院認為，中海地產主張依據融合安置方案在2017年起取消王某年資補助100元、交通補助1200元、通訊補助200元、住房補助2700元等每月固定發放部分的工資，但該方案形式上并非雙方協議，而是中信地產的文件，作為涉及勞動者切身利益的方案，中海地產未能提供充分證據證明該方案已合法送達王某。其次，上述安置方案落款日期為2016年4月1日，而王某與中信地產于2016年6月30日達成的協議明確約定中信地產或新的用人單位依據工作需要和新的規章制度調整王某的工作崗位、工作內容或職責、工作地點或其他事項的，由王某和中信地產或新的用人單位另行協商約定變更后的內容。根據該協議，中海地產作為新的用人單位若對王某作出勞動關系項下的相關調整需另行協商。兩者相較，形成時間上，協議的簽訂在安置方案之后

最終，二審法庭判決中海地產需支付王乙晴2017年1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期間的工資差額7.56萬元和解除勞動合同經濟補償金6.36萬元。(恢恢/文)

關鍵詞： 中海地產 專員 降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