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兩天，關注媒體動態的人們可能都被一個討論刷了屏——《甘柴劣火》洗稿了嗎?

1月11日，前媒體人黃志杰在公號“呦呦鹿鳴”中發表了一篇通過官員落馬事件展現媒體與甘肅武威地方官場的角力。這篇獲得3.9萬點贊的文章，遭到了財新記者王和巖的抵制。原來《甘柴劣火》中組織文章的事實材料，大量取自公開報道，其中便有王和巖采寫的報道。雖然《甘柴劣火》在文章中都注明了出處，但這在王和巖看來并不能為其免責——

1月12日，黃志杰對王和巖的質疑做出回應。在《社會在崩塌——關于財新網記者攻擊呦呦鹿鳴一事的說明》之中，黃志杰認為財新網提供了一部分新聞事實，但是沒有權利壟斷新聞事實的傳播，且文章的組織梳理是黃志杰本人的“獨家敘事”。

整合新聞報道，到底是不是“洗稿”?細究起來，不少人會發現，對于能不能引用、如何引用、引用的比例等一系列相關爭論，心里都沒有確定答案。新的游戲已經展開，而新的規則卻尚未形成。在“洗稿”難以被“定罪懲罰”的當下，除了需要內容生產者的行業自律，更需要對新規則、新標準的公共討論——因為這一標準很難用一家之言來定局。這種討論可能無法提供一個“標準答案”，但唯有在一次次的討論中，共識才有可能逐漸達成，規則才有可能長出雛形。

在這場風波中，雙方意見僵持不下，旁人對此事的評價也各執一詞。

宋志標在“舊聞評論”公號中發表文章《許多個機巧的偽裝》，評價《甘柴劣火》一文“存在著洗稿的手法”。1月13日，新京報發布文章《刷屏之后》，記者采訪了多位媒體人士，對于《甘柴劣火》整合新聞報道再加工的處理方式，受訪對象意見有：

是洗稿，對于報道來說事實最有價值;

洗稿不至于，但不算原創;

洗稿言過其實，在公共利益面前、在采訪限制重重的現實面前，媒體應“守望相助”。

引發極大爭議的文章《甘柴劣火》截圖。

觀點相左的背后是“洗稿”標準的差異。我們得承認，公號寫作反“洗稿”至今，我們對于洗稿仍然沒有一個清晰的界定。

模糊的標準

文字作品洗稿侵權之爭

在日劇Legal High第一季第二集中，地下樂團歌手Bonita認定當紅流行歌手和制作人抄襲了她的作品，盡管除了她自己，旁人誰也聽不出兩首從旋律到歌詞風格完全不同的歌，到底有什么相似之處。律師古美門和小黛見抄襲鑒定這條路走不通，給她提出了另一個建議：“我們要把寶押在‘根據性’上”。“根據性”指作品是以被抄襲作品為根據創作出來的。后來順著這個思路，他們找到制作人的作曲槍手，而這個槍手私下承認抄襲。

日本著作權法是否有電視劇中這樣的規定，需法律研究人士發聲，在中國已有的著作權糾紛案例中，相似性依然是最重要的判定標準。當然也不排除有相似的巧合性，作品如果完全沒有接觸借鑒的途徑，侵權指控自然也不成立。所以判定侵權需要滿足“接觸”和“相似”兩個標準。

《Legal High》劇照。在互聯網時代，似乎變成了“爆款即正義”。

在新媒體作品如此易得的環境下，人們幾乎可以接觸到任何作品。洗稿作者則在“相似”標準上動起了歪腦筋。將多篇他人原創內容打碎整合，換一種話術表達將他人的作品打上自己原創的標簽，讓自己變得和原作幾乎不一樣。所以洗稿的本質，是為了應對社會抄襲檢測手段而誕生的新型抄襲方式。熟練的洗稿者很容易就擺脫掉軟件的審查，除非原作者發現自己被洗稿。

微信公號時代來臨后，自媒體內容激增導致洗稿泛濫成災，用最少的人力可以產出最多的內容，還不用擔心有人來查，即使被人查到，洗稿侵權認定過程復雜，也不一定會得到直接的懲罰。如以咪蒙為首的自媒體大號雖然受到大范圍的洗稿指控，但除了輿論批判之外，并沒有實質性進展。長期以來，人們對于“洗稿”一直深惡痛絕，如今《甘柴劣火》一文受到了爭議，則指出了關于“洗稿”的另外一個尚待厘清的問題——用了別家媒體采訪的信息，也標明了出處，但是沒有以“直接引語”的方式引用，到底算不算侵權?

必要的邊界討論

可引用，但引用方式需有標準

所以在解決侵權責任認定難題之前，我們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是： “引用”的邊界在哪里?對于灰色地帶邊界的討論是必須的，雖然立場不同的雙方很可能最后無法達成共識，但邊界討論的意義在于分辨“標準”背后的社會傾向和價值所在。

不同于普通的文字作品，新聞報道作品的情況比較復雜。首先，新聞報道的核心價值在于事實，而不在于表達，所以媒體會很珍視自己采到的獨家。但是由于新聞事實很多時候與公共利益有關，而且新聞媒體所獲得的采寫權和報道權，有時是以犧牲部分公民權利為代價的——如肖像權，個體出現在新聞報道之中是不可以去向媒體追究侵犯肖像權的;如當個體事件事關公共利益之時，個體需要讓渡部分隱私權。比如報道高官、政要、名人經濟新聞時，其家庭收入便不再是個人隱私。所以新聞事實并不完全是新聞媒體的私有物，所以著作權法規定新聞信息特殊的引用方式，可以不經許可、不支付報酬，但是引用刊登時需要注明出處，且不得侵犯著作權人其他權利。

著作權法第二十二條

在下列情況下使用作品，可以不經著作權人許可，不向其支付報酬，但應當指明作者姓名、作品名稱，并且不得侵犯著作權人依照本法享有的其他權利：……(三)為報道時事新聞，在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中不可避免地再現或者引用已經發表的作品;(四)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刊登或者播放其他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已經發表的關于政治、經濟、宗教問題的時事性文章，但作者聲明不許刊登、播放的除外;(五)報紙、期刊、廣播電臺、電視臺等媒體刊登或者播放在公眾集會上發表的講話，但作者聲明不許刊登、播放的除外;……

既然引用是沒有問題的，那么問題就在于引用的方式。法律規定“不得侵犯著作權人其他權利”，在這里可能會引發爭議的應該是“修改權”，即修改或者授權他人修改作品的權利。如果將多篇新聞報道打散，重新用語言組織，看上去確實侵犯了“修改權”。但法律很多時候只起到指導作用，具體到實際操作，業內現在急需設立明確的引用格式——是可以重新組織語言，像國外報道一樣附鏈接?還是必須以直接引語的形式引用，不得改寫?

故從現有的法律框架下，我們需要從兩方面思考引用行為的邊界問題。首先為了公共利益，新聞事實引用是可以接受的;二是引用形式，需要行業制定統一的標準。

公號新爆款

新環境是否該制定新標準？

那么如果從超出既有法律局限的角度來說，對于新聞媒體的獨家新聞，該不該給予著作權保護呢?行業內自然是認可自采的獨家新聞，而法律較難對此傾斜，這有可能會導致部分媒體機構壟斷重大新聞事實傳播，進而對社會信息結構產生影響。

最好的內容生產，當然是從自己的閱歷、從真實的經歷中取材，再經過自己的獨立思考，寫出一篇有傳播價值的作品。同時我們也需認識到經驗的有限性，借助二手材料幫助理解世界，也是可行的方式。但現在，獸爺的《疫苗之王》火了，而背后提供事實的傳統媒體默默無聞;《甘柴劣火》火了，費力采訪到獨家新聞的記者無法接受。

《華盛頓郵報》劇照。當下的新媒體語境中，內容生產從業者越來越多，但傳統的記者，尤其是調查記者卻越來越稀少，如何平衡與保障他們的權益?也許只能通過制定新規則來實現。

公號文爆款，也因為這篇文章的出現多了一個新類型。它不是傳統的爆款式都市心靈雞湯，也不是真假難辨的娛樂八卦，它講述的不是我們日常生活中的孤獨與壓力，夢想與現實，而是與重大公共議題相關的整合文章。它們多由前媒體人操作完成，他們深知事實材料該如何處理能和讀者更貼近，只是事實材料的獲得，并非他們親力親為。

著作權法誕生于傳統媒體發達時代，新興的網絡媒體由于采編權的限制和渠道的限制，并沒有對報紙、電視臺等媒體產生較大的威脅，直到移動互聯網時代的來臨，內容的分發終端不再控制在新聞媒體機構手中，專業的媒體生產內容將與自媒體內容一同進行注意力競爭。在以前，由于渠道優勢的存在，即使讓渡新聞事實的著作權，對媒體的生存空間也不會有太大影響;但今天，渠道優勢日漸式微的傳統媒體更加注重內容優勢，如果獨家生產的內容被其他自媒體借用，被非專業機構用更靈活、更帶有情緒感的方式進行加工，則會直接影響傳統媒體內容的傳播。

《文化生產：媒體與都市藝術》，[美] 戴安娜·克蘭 著，趙國新 譯，譯林出版社 2001年4月版

 

作者在書中分析了影響文化生產的各種因素與理論，其中一個核心觀點指出，要處理好文化生產的種種張力，必須要形成有利于文化保護的公共政策的民意基礎。而在對待種種有關原創保護的爭議中，我們正逐步形成這樣的共識與基礎，那下一步，或許應當是新標準的制定了。

這樣下去，專業新聞媒體機構是否只剩下接受政府接濟一條路了呢?會不會所有人都去做整合，而忽視一手采寫呢?可是在保護新聞媒體的獨創性的同時，公眾的新聞需求又該如何被滿足呢?

我們需要承認，時代不同了，新環境或許需要新的標準，無論是新聞專業主義的標準，還是新聞著作權保護的標準。新聞的制作如何能在保證理性客觀的基礎上，更貼近受眾?制度和法律又該如何在媒體生存與公共利益之間權衡?也許現在還得不出答案，但這些爭論是必要的——至少，它為我們摸索新的標準提供了線索與方向。

關鍵詞： 《甘柴劣火》爭議 洗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