監察法實施后，公立醫療機構中的公職人員被納入監察視野。那么，監察權對于醫生收取紅包、開單提成等頑疾是否可以有所作為呢?

北京市紀委市監委駐市衛生計生委紀檢監察組副組長李慧撰文提出，這類行為與公權力有本質區別，可以通過其他辦法來解決。

公立醫院監察對象分五類

今年3月實施的《監察法》，將公辦的教育、科研、文化、醫療衛生、體育等單位中從事管理的人員納入監察范圍。北京市的監察對象也從監察體制改革前的21萬人增至77.1萬人。那么，哪些醫生該納入監察權管轄呢?

北京市紀委市監委官方公眾號今天(21日)發布《公立醫療機構監察對象界定的若干思考》一文，作者李慧。文中提出，監察法實施后，公立醫療機構中的公職人員被納入監察視野。公立醫療機構具有結構復雜、層級繁多、管理多元的特征。

該文按照國家監察法有關監察對象的規定，將公立醫療機構的監察對象大致歸為五類。分別是：一是醫療機構院長、副院長等黨政領導班子成員，他們是承擔醫療機構管理職責的國家工作人員;二是醫療機構醫務部門、黨務部門等職能部門從事日常管理工作的人員;三是醫療機構臨床科室及醫技等臨床輔助部門中從事日常管理工作的人員，這部分通常是醫療專業技術人員，但同時承擔著科室內部管理職責，并參與全院的管理工作，如提出采購申請、請領醫藥器材、決定科室內部績效分配等;四是醫療機構內受委派或被指定、選定承擔臨時性管理事務的人員，如被選入各類專家委員會對藥械等采購目錄進行討論并投票，或被選定代表醫療機構參加招投標的人員;五是其他從事管理性事務的人員，如信息化技術人員等，不排除其在特定條件下會承擔統方等管理工作。

對三類監察對象應謹慎辨析

對于這五類監察對象的監管，文章認為：監察權是憲法規定的具有強制性的國家權力，無論監督、調查抑或處置，均關乎公職人員的自身權利，因此在將全部公權力納入監察范圍的同時，必須審慎謙抑運用。實踐中，要嚴格把握監察法第十五條兜底條款的適用，可納入、可不納入時建議不予納入監察對象;對“管理”的解讀也應限制，不能無限擴大。

具體到醫療機構監察對象，文章提出，對于前述第三類、第四類要特別關注將“非管理”的技術崗、工勤崗剔除，對于第五類“臨時從事與職權相聯系的管理事務的人員”則應對納入的情形進行辨析。

應如何辨析?文章舉例，對于臨時受科主任委托進行耗材請領的護士、雖然納入專家庫但非“常設”人員的專家、被賦予了采購申請權但實質發揮作用較小的醫生，要結合實際持謹慎態度，不宜一概納入。

紅包背后是職業性權力而非公權力

監察權對于收取紅包、開單提成等行業作風頑疾，是否可以有所作為呢?文章通過對醫生身份及職權的探討，認為診療是醫生的職業性權力，“醫生收受紅包等利用了診療地位的優勢，患者以財產利益交換的是醫生的精湛技藝，或者對照護的感謝，而非職權帶來的關照，這顯然與公權力有本質區別”。

文章提出，應本著謹慎原則看待醫生的職業技術行為，對于紅包、回扣等醫療作風問題，可以通過黨的紀律、行業紀律、行政規制或組織處理等辦法來解決。(記者 沙雪良)

關鍵詞： 醫生 收紅包 監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