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共審結4件，涉案金額180余萬元；2020年共審結10件，涉案金額5000余萬元，其中一件的涉案金額高達3500萬余元。”

以上數據來自于上海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下稱“上海二中院”）近日發布的《2017-2020年電信網絡詐騙案件審判白皮書》。

從一年4件到一年10件，從一年180萬元到一年5000萬元……不難看出，近年來電信網絡詐騙蔓延，社會危害極大。

電信網絡詐騙，是隨著電信通訊和互聯網的普及而催生出的一種新型詐騙類型，是指以非法占有為目的，依托固定電話、手機、互聯網等通訊工具，采取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的方法向社會公眾設置騙局，遠程騙取公眾財產的犯罪，其與傳統詐騙犯罪的區別在于非接觸性和隱蔽性。

電信網絡詐騙犯罪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以犯罪集團形式出現，“互聯網+”產業新模式在推動經濟增長的同時也為詐騙活動提供了契機，詐騙犯罪者利用虛擬網絡實施犯罪，行為更加隱蔽。

案件數量、涉案金額逐年增長

記者通過白皮書了解到，2017至2020年，上海二中院共審結一、二審電信網絡詐騙案件27件，涉及被告人200余人，被害人達千余人，涉案金額總計人民幣7000余萬元（以下幣種均為人民幣）。

其中，2017年4件，涉案金額180余萬元；2018年5件，涉案金額近200萬元；2019年8件，涉案金額近1700萬元；2020年10件，涉案金額5000余萬元，其中一件的涉案金額達3500萬余元。上述27件電信網絡詐騙案件平均每件涉案金額250余萬元。

上海二中院提供

從審結的案件情況來看，電信網絡詐騙的手段多樣，主要包括設置虛假網絡投資平臺、假冒淘寶客服或專家等身份、假借網絡貸款或在線賭博等形式。

上海二中 院提供

從“撒網”到“精準”轉型

白皮書對近年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進行梳理分析發現，當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四大特點。

第一，犯罪手段由傳統電話通訊詐騙向網絡詐騙轉型，由普遍撒網向精準詐騙轉型。

縱觀近四年來的電信網絡詐騙案件，行為人的犯罪手段一開始主要為電話通訊詐騙，隨著公安機關對此類犯罪手段宣傳力度的加大，群眾對此類犯罪手段認識水平提高，防范意識增強，電信網絡詐騙手段也隨之迭代升級：由傳統的話術型向網絡智能型轉變，由傳統的誘騙被害人轉賬向通過網絡智能終端獲取被害人信息和誘騙被害人點擊木馬鏈接、下載不明軟件等形式轉變，由被害人能夠獲取到一定的詐騙者身份信息向被害人茫然無知的態勢轉變。

隨著當前信息網絡技術的發展以及個人信息的泄露，電信網絡詐騙由廣撒網式的盲騙向精準化詐騙轉型，被害人愈加容易輕信和上當。

據上海二中院介紹，在一起利用網絡貸款APP針對特定借款群體精準詐騙的案件中，被告人利用非法獲取的公民個人信息，向一些正規途徑申請貸款遭拒的客戶群體發送信息，推銷詐騙軟件，誘騙被害人在手機上下載該團伙自行開發的APP，通過提示安裝、輸入短信驗證碼、預先繳納手續費的形式騙取錢款；而被害人往往在等待數月，沒有貸款審批成功的情況下才幡然醒悟，但為時已晚。

第二，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窩點國（境）外化、集團化、專業化現象日益突出。

為了逃避偵查打擊，犯罪分子選擇將詐騙窩點轉移到老撾、緬甸、馬來西亞等入境門檻低且生活成本相對低廉的國家。電信網絡詐騙打破了國界的限制，使得犯罪主體、犯罪行為境外化，增加了偵破難度。

另一方面，電信網絡詐騙不再是單打獨斗或少量人聚集在一起行騙的形式，而是呈現出團伙化、集團化趨勢。

“詐騙團體內部組織嚴密、分工明確，設計詐騙方案、收集對象信息、配備犯罪工具、轉移贓款等，每個環節都有專人負責，甚至會進行針對性的崗前培訓。”上海二中院方面向記者解釋道，“在一起詐騙案中，被告人在馬來西亞吉隆坡成立了實施電信網絡詐騙的犯罪集團，該詐騙集團通過話術培訓、配發手機及微信號碼、制定基本工資和提成規則，并設置總監、代理、督查、組長、業務員等崗位，安排業務員通過聊天軟件搭識被害人，以虛構的身份與被害人聊感情騙取信任，隨后向被害人發送‘盛世國際’、‘樂買寶’等APP鏈接并誘導被害人充值，通過阻止提現或者后臺控制輸贏等方式騙取被害人錢款，共騙得人民幣150余萬元。”

第三，犯罪遺留信息痕跡愈加虛化，偵破難度增大。

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是一種“非接觸式”犯罪，犯罪分子無需和被害人見面即可讓其陷入預先設好的圈套。在傳統的利用電話通信進行話術型詐騙犯罪案件中，被害人尚能提供電話號碼、對方口音、轉入款項的賬號、對方發來的一些文件等痕跡線索，且偵查機關可以根據電信服務商的基站信息確定犯罪行為地，從而進一步展開偵破工作。

但隨著網絡智能化設備的普及，相關電信網絡詐騙遺留的有價值痕跡愈加稀少，經過多層嵌套之后，網絡地址與實際物理地址的匹配度愈加偏離，依靠傳統的偵查方式，很難準確定位電信網絡詐騙窩點。尤其是在租用國（境）外網絡服務器愈加容易的情況下，國內的偵查機關如沒有相關境外的司法協助，很難查清電信網絡詐騙的窩點所在，更難以直接實施抓捕行動，偵破難度很大。

第四，贓款追繳難和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活動潛伏時間長的情況仍然長期存在。

一方面，在電信網絡詐騙案件中，被害人實際上面對的是一個有組織的犯罪團體，專業化分工明顯，犯罪分子通常盜用他人的身份證件或用虛假身份證件在多家銀行開戶，詐騙得手后會迅速借助大量的銀行卡將巨額贓款層層分解，而且負責將贓款提現的人員往往分散在世界各地，導致資金流向十分復雜，給偵查機關破案和追贓帶來極大難度。

因此，針對此類犯罪，傳統的查封扣押凍結流程已經不能對此進行有效處置，被害人的追贓挽損工作愈加困難。

另一方面，在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案件中，被害人通常是涉眾型的，雖然涉案總金額相當可觀，但每個人可能被詐騙的數額不大。

“正因為每個被害人損失金額不大，大多不愿意浪費精力報警，這就導致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分子利用此種心理，針對多區域、不同人群實施多輪詐騙活動。而由于沒有警情發生，公安機關對此未必早期掌握，導致此類電信網絡詐騙活動可以長期潛伏、長期滲透實施，危害更加嚴重。”上海二中院方面強調。

多方面原因導致偵查困難

在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手法愈加老練的背景下，提出有針對性的偵防對策對于有效打擊治理該類犯罪，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的財產權益十分必要。

上海二中院分析該類案件特點，結合現有的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實踐經驗，認為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難點問題存在的主要原因有四個：

第一，網絡技術不斷更新換代，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手段層出不窮。

電信網絡詐騙屢禁不止的原因之一在于犯罪分子的作案手法和形式會隨著網絡技術的發展而不斷更新，多變的犯罪形式讓民眾防不勝防，物聯網、人工智能、快捷支付等新型網絡技術的涌現在促進經濟發展，改變人民群眾生活方式的同時也為犯罪分子提供了可乘之機。

社會公眾相對于詐騙犯罪分子來說，在專業知識和信息掌控能力等方面處于劣勢，絕大部分使用新興設備、程序的民眾對其運行原理、交易過程知之甚少，犯罪分子正好利用這一漏洞來騙取被害人的信任，使其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自愿”轉移財產。

要想在詐騙和反詐騙的博弈中占據上風，必須充分利用科學技術的有利方面來加固反詐騙體系，盡可能壓縮犯罪活動的可利用空間。

第二，行業監管不完善，制度體系存在漏洞。

在現有技術條件下，電信、銀行、網絡等行業監管上存在的漏洞也是電信網絡詐騙犯罪高發的原因之一。

目前，非實名認證的電話號碼仍然大量存在，外部非法網絡接入電信通道的成本低廉，使得犯罪分子可以通過偽基站、變號軟件冒充他人身份進行詐騙。

其次，銀行卡的申領認證程序不完善，使用虛假身份證件辦理銀行卡的情形不在少數，人證不一、一人多卡使得詐騙犯罪分子可以在電信詐騙得手后迅速將贓款分散轉出、提現，降低贓款轉移的風險，逃避監測的同時也加大了追贓難度。

此外，網絡服務提供者的趨利傾向也為電信網絡詐騙提供了方便。受利益驅使，網絡服務提供者違反監管職責，怠于履行審查義務，放縱非法用戶存在；忽視對公民個人信息的安全保障，造成個人信息泄露，甚至為獲益主動向他人提供所收集到的公民個人信息。

第三，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偵破機制和技術手段相對落后。

現在的電信網絡詐騙案件中，犯罪分子往往具備一定的科學技術水平和反偵查能力，他們運用現代網絡通信技術和快捷支付手段，在很短時間內就能完成巨大數額的詐騙，并且留給公安機關的電話、賬戶等線索信息都是虛假的。

從行為方式看，犯罪分子會將移動電話運用改號軟件顯示虛擬號碼，還會在登錄網絡時尋找異地或跨國代理服務器，經多次中轉覆蓋原始IP地址，傳統的電話號碼逆向呼叫追蹤、手機信號定位以及解析域名地址的偵查手段已經無法有效收集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證據。

而且犯罪監管鏈條上涉及的電信、公安、金融等重點部門之間存在信息壁壘，無法及時、迅速地針對電信網絡詐騙行為采取系統性偵防措施，通常當網絡或電信監管部門發現詐騙行為再報告給公安機關，等公安機關反應時相關的詐騙行為早已完成，交易數據也已被格式化。因此，有必要建立各部門之間的信息共享平臺，完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偵防體系，同時引進專業技術人才，提高偵查水平。

第四，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國際和境外合作機制不暢通。

由于國內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力度持續加大，詐騙組織在國內的生存空間受到嚴重限縮，犯罪分子利用“網絡無國界、管轄有界限”的現實，將詐騙的關鍵環節轉移到境外。

而目前我國在區際司法協助和國際執法合作領域尚處于初步發展階段，司法協作機制不完善，即使在已經建立了司法協助制度的國家之間，從現實狀況看，國內公安到境外辦案，前期需要履行復雜的行政審批手續，會延宕偵查和抓捕時機，給犯罪嫌疑人轉移窩點或者銷毀證據等留下可乘之機，時效性無法保證。

而且，只有公安部一個跨境對接窗口，會導致最了解案情的基層辦案人員無法充分發揮主觀能動性，上下溝通過程中容易遺漏重要信息和線索。除此之外，偵查過程中配合上的技術障礙，以及金融、司法體制上的差異性都會導致跨境案件偵查合作效能低下，無法及時、有效固定證據和追贓止損，案件偵破率將大打折扣。

針對當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的現狀，白皮書提出了四點建議：一、加強法制宣傳，探索反詐騙宣傳新途徑；二、形成打擊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國際合作機制；三、提升偵查技術手段，形成新的案件偵破機制，確保高破案率，形成有效震懾態勢；四、形成政府主導、各部門廣泛參與、司法機關協助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群防群治體系。

關鍵詞： 電信詐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