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東省青島市西海岸新區濱海新村幼兒園內，家長和幼兒在進行春日閱讀。新華社發

甘肅省蘭州市，小朋友在多功能閱讀倉內讀書。新華社發

(資料圖片)

市民在浙江省樂清市清和書苑內閱讀。新華社發

讀者在重慶市江北區圖書館鴻恩寺館內閱讀圖書。新華社發

是時候告別電子書了嗎？這個十多年前被寄予厚望的潮流事物，如今正面臨一些新的挑戰——

初春，被譽為“出版業風向標”的北京圖書訂貨會，吹出新的風向：電子書展臺不見了，展廳的正中是一個個直播間；

今年6月30日，亞馬遜將停止中國Kindle電子書的運營業務；

近期，一篇題為《別了，電子書》的文章引發關注，文章稱“過去的兩三年，國內電子書業務過得很難”“電子書十多年來的發展已經證明，他們根本無法顛覆出版業”。

多位專家及業內人士認為，當前電子書發展進入了瓶頸期。短短十幾年間，數字化大潮的浪花一浪接著一浪，今年AIGC（人工智能生成內容）技術的橫空出世引發了廣泛關注。從批量文字電子化到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知識傳播、內容生產已發生了巨大變化。

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實施國家文化數字化戰略”，近日印發的《數字中國建設整體布局規劃》提出“打造自信繁榮的數字文化”。把脈透視電子書這一“早期”文化數字化現象，將為今后的數字文化、數字出版建設帶來啟示。

搭上快車：電子書的“春天”很短暫

“高中時我們班人手一部Kindle（電子書閱讀器），大家都捧著Kindle讀書，但現在好久沒見到人用了。”武漢某大學大三學生章川說，自己掛在二手交易網站上的Kindle還沒有成功售出。

以亞馬遜Kindle為代表的電子書平臺在國內裁減業務、退出市場，引發了電子書產業的極大震動。《別了，電子書》一文指出，幾大電子書平臺“日子也不好過”，紛紛在2022年進行了相關業務和人員的裁減。

電子書曾被視為“紙質書替代品”，也曾有過發展的黃金期。

伴隨著移動互聯網時代的到來，2009年被稱為“電子書元年”。彼時，電子閱讀器與移動閱讀方興未艾，漢王科技、方正集團等企業投身電子閱讀器產業，市場日益火爆；以中國移動為首的三大電信運營商紛紛開始布局移動閱讀基地，開啟移動閱讀時代。在大眾的期待或擔憂之下，電子書朝著“代替紙質書”的目標一路高歌猛進。

到了2012年左右，智能手機逐漸成為上網第一終端，電子書快速發展的“春天”正式開啟——業務爆發、營收飆升。數據顯示，2012年中國移動手機閱讀基地業務收入達25億元，客戶數突破了1億人次、日均網頁訪問量達5.8億次；移動閱讀成為部分傳統出版單位數字出版收益的主要來源，《2014—2015年中國數字出版產業年度報告》顯示，從2012年開始，電子書收入年平均增長幅度達20.5%，呈現快速增長態勢。

然而，電子書的“春天”卻很短暫。

2014年后，電子書發展呈現疲軟之勢，產業收入增幅放緩。不久前發布的《2021—2022年中國數字出版產業年度報告》顯示，2021年我國數字出版產業整體規模達12762.64億元，其中，網絡游戲為2965億元，電子書僅占66億元，后者只是前者的零頭。

記者從中信出版集團了解到，中信自2013年開始數字化轉型，電子書只是其數字閱讀業務的一小部分，目前中信布局的數字化產品涉及文字、音頻、視頻等多媒體形態，包括有聲書、播客、網課等。

留給電子書的時間真的不多了嗎？

收獲果實：電子書這塊“數字田地”究竟有多大

“我是一名普通的打工者，在工作之余會打開電子書閱讀，閑暇時拿出手機打開就能閱讀，減少了一些紙質書攜帶不便的焦慮”。

“不管用什么方式閱讀，讀的體驗和作用才是最重要的”。

——這是記者在光明日報客戶端中摘取的兩條讀者留言。毋庸置疑，經過十余年技術、媒介、產業的發展，電子書閱讀已經深入更多人的生活中。

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數字出版研究所所長王飚認為，從閱讀層面來看，我國電子書逐漸步入深入閱讀階段。截至2021年底，我國數字閱讀上架作品約為3446.86萬部，其中電子書約為180.54萬部。此外，2021年人均電子書閱讀量達到了12本。

記者從“微信讀書”了解到，“微信讀書”于2015年8月上線，目前擁有國內最大的出版電子書庫，截至2022年12月，已和國內超600家出版機構開展合作，在架出版電子書共25萬本，歷史總注冊用戶數也突破3億，月度活躍用戶超過3000萬。

“當前我國電子書產業鏈發展逐漸成熟。”王飚說，傳統出版單位多作為電子書的版權提供方，將電子書版權授予第三方制作，并在第三方閱讀平臺發行。也有部分出版單位自建電子書平臺。另外，掌閱、咪咕等企業在內容、平臺、終端等環節全面發力，進行電子書的全鏈條布局。

數據總有多種解釋方法。上文提到的2021年電子書產業規模僅有66億元，雖然是網絡游戲產業的零頭，但在2012年，電子書產業收入僅為31億元。放在發展的脈絡上看，近十年間，電子書產業規模一直處于持續增長中，只是增速遠遠落后于網絡游戲、動漫、數字音樂等產業。

在電子書這塊“數字田地”上，已然耕作出了許多果實。問題的關鍵在于，這塊“田地”究竟有多大，機會還有多少？

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科學研究院副院長趙玉山分析，電子書發展出現瓶頸是多方面原因導致的。首先，電子書只不過是“紙質書的電子版”，常常滯后于紙質版上市，并且電子書盜版侵權等版權保護問題一直未得到有效解決。其次，盡管電子書具備攜帶方便、存儲海量、查閱便捷等優點，但不足以顛覆紙質書，隨著傳播技術的成熟，其本身的優勢會逐步被其他閱讀方式取代。此外，互聯網時代，社會大眾已經習慣享受隨手可得的免費信息，引導讀者花錢去買“電子版”，確實可能是件費神費力不討好的事情。“傳統觀念認為，讀書人坐擁書城是值得自豪的事情，一屏在手僅僅是快餐文化的代表”，趙玉山表示，想改變這種固有的文化認知不是短期能實現的。

對創作者缺乏吸引力也是一個重要因素。一位作者表示，“電子書給作者的收益微乎其微，一本紙質書版稅也許能拿到幾十萬元，而幾個平臺電子書的收益加起來只有幾千元”。

跳出困惑：回歸內容本質，擁抱技術創新

電子書、有聲書、播客、短視頻、直播……短短十幾年間，媒介形式、內容傳播方式愈發多樣，但人們的時間卻是有限的。

“現在身邊的人基本都在刷短視頻，看電子書的就相對少很多了。”章川感慨道。權威報告顯示：截至2022年6月，我國網民規模為10.51億，短視頻的用戶規模增長最為明顯，達9.62億。

“這是知識傳播發展到新階段的必然趨勢。”趙玉山認為，技術變革和社交媒體的發展，令知識消費的方式越來越多元化，過去人們主要依靠閱讀書報刊來學習知識和了解信息，現在可以通過短視頻、在線課程、音頻節目、微信公眾號等多種途徑和方式來獲取信息，極大地分流了閱讀圖書（包括電子書）的時間和精力。

電子書何去何從？事實上，隨著技術的飛速發展，一些當下的困惑終將成為“不成問題的問題”。

2023年伊始，一款人工智能機器人引發了熱議，它不僅可以實現人機對話，還可以輔助人們做題、寫文章、寫代碼，AIGC技術也成為國內外互聯網企業爭相涉足的“風口”。

“內容行業可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創意創新方面。”王飚認為，未來，AIGC技術可能會逐漸取代內容領域中一些偏重于程序性、重復性、資料性以及簡單歸納性的工作，可以有效提高生產效率、服務水平和用戶體驗等。與此同時，內容行業應提升對智能生成內容的辨別能力，研判規避意識形態、版權等方面的風險。

回到最初的問題，如今，我們還需要糾結電子書（甚至還有長短視頻、有聲書等）的未來嗎？或許，答案早已寫在人類不變的閱讀與求知的需求里，答案也會寫在一次次的技術創新里。

如何看待飛速變化的媒介

——訪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胡泳教授

從紙質書到電子書，書的媒介形式一直處于進化中。我們該如何看待飛速變化的媒介？記者就此話題專訪了北京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胡泳教授。

記者：電子書、有聲書，短視頻、直播……進入移動互聯時代，新媒介、新事物、新現象更迭的速度越來越快，潮流是否有周期性和規律性？

胡泳：很多事物都有它的流行周期，比如固定電話當年也是新的流行事物，很多人會為家里裝上一部電話而自豪；到了“大哥大”時代，固話的重要性就下降了；到現在，手機早已飛入尋常百姓家，再發布何種新品，都不會被當作新奇的工具了。技術在變，時代的流行趨勢也在變，所以我們不能以一種固化的眼光看待技術，而是要以動態的觀點觀照所有的這些現象。

那么，回到電子書這個問題上，電子書、有聲書、短視頻、直播這些東西在廣義上都是技術，狹義來說就是媒介，媒介其實也是技術的一種。我們同樣要以一種動態的眼光去看待“書籍”這個媒介。書籍是流行很久的一種媒介，以往我們對書籍的認知包括印刷、墨香、翻頁的沙沙聲、固定的裝幀等等，而隨著技術與渠道的不斷變化，書的形式也發生了變化——現在我們對書的認知已不止于此，從紙張到電子屏，時代給書籍增加了新的特色。電子書是大眾化的，而印刷書則是精英范的。電子書是實用品，而印刷書是奢侈品。電子書以消費者為中心，印刷書以生產者為中心。電子書的體驗是動態的，印刷書的體驗是穩定的。我們進入“讀屏時代”，即便印刷書和電子書共享相同的內容，它們依然會反映截然相反的媒介格式。循著這種變化的眼光大膽設想一下，未來，是不是除了傳統出版社外，游戲商也可以來開發書籍？圖書的盈利模式與工作流程以及相關產業可能都會發生變化。

書籍不會死亡，也不會終結，但書籍總是需要重新定義，持續創新是沒有終結的。它總是會以一種新的方式服務新的讀者群體，用流行的媒介去適應新的時代。

記者：那么，對這些“亂花漸欲迷人眼”的媒介形式變遷，我們應該持怎樣的態度？

胡泳：我們對于所有的媒介都應該有這樣一種態度：一種媒介被創造出來后，是不太可能完全消失的，它會被重新利用和重新想象。

媒介研究存在兩派截然不同的觀點，一種是“斷裂史觀”，另一種是“延續史觀”。“斷裂史觀”強調新媒介與舊媒介存在巨大鴻溝，新媒介的出現會引發新的革命，會推翻有關舊媒介的一切，舊媒介將被徹底并入新媒介的軌道。這種“斷裂史觀”給我們的感覺是舊媒介很落后，新媒介總會取代舊媒介。而“延續史觀”則傾向于看到歷史的延續，指出新舊媒介互為交織的復雜性，強調媒介更迭中的回歸、創新與共生。

就這些年的媒介變化來看，可以發現，媒介確實是遵循著“延續史觀”的規律。我的著作《媒介：回歸與創新》，書名本身就在體現“延續史觀”，媒介有的地方是回歸的，但有的地方的確是創新的。比如廣播與電視的關系，電視流行于廣播之后，但廣播作為第一種電子媒介，早已把現在電視上我們熟知的各種樣式創造出來了——從廣播新聞到電視新聞，從廣播對話節目到電視脫口秀，從廣播劇到電視劇。但新媒介總有其創新之處，廣播只有聲音，電視則既有聲又有光。所以，電視出現后，廣播就對自己進行了重新定位——回歸音樂、側重移動性與伴隨性，由此出現了音樂臺和車載廣播。

一個新技術到來后，原有技術并不一定會消失，而是會在新技術的沖擊下重新定義自己，在新的媒介生態中重新找到自己的定位。

記者：2023年，基于AIGC技術的人工智能的出現引發了巨大關注，尤其是在內容行業，您認為，這些基于AIGC技術的人工智能將會產生什么影響？

胡泳：基于AIGC技術的人工智能出現后，大家的確被它震驚到了。它一定會對內容生產和傳播產生無可回避的影響，但我們也不能盲目夸大這種大語言模型對內容生產的沖擊。沖擊是存在的，但是沖擊的是什么？在內容生態中，AIGC技術到底會解決什么問題，哪些問題是它無法解決的？

一方面，人工智能生成內容有一個顯而易見的好處：它會減少內容生產中的人力投入。它已經從單純的理解語言走向了理解圖片與視頻，它可以把你給予的提示輸出成多媒體，甚至幾秒內就可生成幾千條內容。所以，我們可以把很多程式化的工作交給人工智能，這樣可以在提升效率的同時減少人力投入。

另一方面，我認為，人工智能不太可能成為真正的原創者，它的內容生成方式是通過對大量的文本數據進行挖掘，用統計學來推斷出問題的答案。所以，嚴格來說，它生成的內容并不是原創，而是對已有文本的再加工。那么，當我們需要真正的原創內容時，只有人類才具有這種原創性。此外，人工智能生成內容的真實性也有待考究，“人工智能幻覺”就是指人工智能產生的答案是錯誤的，但它會將它提供的答案偽裝成很權威、很正確的樣子。最近使用過人工智能機器人的人就遇到過這種情況，它會編造文獻、編造作者，甚至編造作者壓根沒寫過的內容。未來，人工智能機器人一定會替代“偽專家”，但不能破除真專家。從這個角度看，人工智能的內容生產是存在缺陷與漏洞的，它需要人們調動主觀能動性與原創性去進行甄別。

記者：如今，人工智能不僅能為用戶提供咨詢服務，甚至還能寫詩、作畫，您認為，人工智能會不會替代文藝創作者？用戶和創作者應該如何應對？

胡泳：人工智能出現后，內容創作者確實存在一種“被替代的恐慌”。我認為，在整個知識生產過程中，創作者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協助內容創作、提升創作效率，人工智能將會成為一種“寫作助手”，替代一些自動化、模式化的工作。但這并不是說可以將知識生產這項工作完全交給人工智能。現階段，人工智能在原創性與資料的真實性方面仍未超越人類，機器遠達不到人的原創力。也就是說，人工智能可以幫助我們完成一些級別較低的任務，讓人有更多的時間與精力投身到更擅長的事情，這就是人工智能對我們的意義。

所以，回到“延續史觀”，人與機器應當是相互補充幫助的關系，而不是取代與被取代的關系。人工智能所要做的不是模仿人類、成為人類，而是應當專注于增強人類的能力，這是它真正的價值所在。

就目前的技術而言，人工智能是不能替代人類進行文藝創作的。一方面，從內容上看，它缺乏原創性，它所生成的內容，都是基于已有的人類文本而進行的模式化、套路化的創作；其次，基于這種“文本的過時性”，它對一些新的議題是無能為力的；再次，它無力處理復雜的議題，比如宗教和政治的議題。另一方面，它還存在算法限制，一些人工智能本身內置了一定的界限，而它的訓練數據也無法擺脫偏見，這在某種程度上限制了其內容的客觀性，所以人工智能背后仍需要人——有鑒別力的人。

今天，每一個寫作者仍需問自己這樣一個問題：某一天，人工智能是否會超過我的寫作水平？其實，人工智能就像一個反向的圖靈測試。圖靈測試是人類去檢測機器在多大程度上像人類，而反向的圖靈測試是說，也許是我們人類通過使用人工智能，來測試自己具備多少專屬于人類的創造力。因此，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人工智能的出現是讓人的歸人，讓機器的歸機器。技術應當引發人們去思考“何以為人”這一命題，也應當激發創作者思考自身創造力的問題。未來，在文藝創作上，人工智能將會追趕著創作者去不斷創新、創造。

來源 光明日報

關鍵詞：